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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新与中国经济金融改革

时间:2013-09-24 文章来源: 作者:杨斌 打印 字号:

  一、杨培新简历和著作

  杨培新1922年1月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镇。1938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打进重庆《商务日报》,先当记者,后任采访部主任,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残酷剥削,国民党官吏的贪污、腐败,以及民族工商业的衰败和挣扎。内战爆发后,参加上海《文汇报》,任经济版主编。在这期间,出版了《新货币学》、《中国通货膨胀论》,在香港出版了《CC豪门资本解剖》、《TV宋豪门资本解剖》、《大财阀蒋介石》。上海《文汇报》被封后,赴香港创办《文汇报》。

  1949年返抵北平,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主要起草文件。并兼任宣传处长等职,主编《中国金融》。1978年三中全会后,担任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开始为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1982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首钢公司顾问。在这期间主要著作有《旧中国通货膨胀》、《新中国五年来经济建设成就》、《中国的金融》、《论我国银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银行》、《我国货币政策》、《华俄道胜银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路》、《承包制--企业发达必由之路》、《通货膨胀--人民的灾难》等书。

  二、杨培新的经济研究成果与政策主张

  推动银行改革搞活企业、市场

  1978年,杨培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当时,我国经济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他把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银行体制改革上。这一年,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发言中提出要加强银行的作用,此事给杨培新以很大启发。他下去调查了许多银行和企业,于1978年8月撰写了《关于改革银行体制的建议》。建议扩大银行的职权,由银行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统一解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要。经薛暮桥推荐给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非常重视此文,将其印成《要报》,向党中央反映。

  1978年杨培新察觉到了银行改革的迫切需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强大冲击波,冲击着财政、银行、商业和其他部门。他详细地考察了四川银行为经济改革所做的工作,回来后写了《银行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提出银行改革的焦点,就是要打破银行不得发放基本建设贷款的旧规定,应当让银行一方面大量吸收社会资金,一方面要认真发放基本建设性质的贷款,其中包括人民银行的中短期设备贷款、农业银行的小水电贷款。1980年,国务院进一步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发放对轻纺工业和其他部门的中短期设备贷款。由银行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是银行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发挥调节作用的起点,也是银行改革的突破口。

  1980年冬,党中央做出进一步调整和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决定,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当时有些人就认为,既要压缩首先就要压缩中短期贷款,并认为中短期贷款就是“信用膨胀的表现,是拉长基建战线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看法,杨培新写出《关于中短期设备贷款的意见》,上报给国务院领导。他在意见中指出,发放十几亿中短期贷款的实践证明,这种贷款用于国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它投资数额小、土建工程不大,投产时间短,发挥作用快,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却是非常明显的。国务院领导采纳了杨培新等人的意见,在调整期间,不仅没有停掉银行中短期贷款,而且还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这种贷款额度。1981年,杨培新在总结两年来发放中短期贷款的经验和收获的基础上,写出了《论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一文,进一步阐明了中短期贷款对于促进经济体制和银行体制改革的意义和作用。

  1981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给职工发了一点奖金,对农民允许他们自己出售农产品,而且国家又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就增加了一些货币投放。有人根据传统的计算公式,对市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之间的比例关系,认为l:8是个标准线,1:6是个危险警戒线。1982年的实际比例已经低于1:6,有人就认为市场货币流通量过多,惊呼通货膨胀这只狼快要来了。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很关心此事,提醒有关方面要下去摸摸市场情况和货币流通情况。

  当时杨培新根据领导的意见,对安徽凤阳、山东平原等地做调查,看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商品货币关系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写了《怎样观测当前的货币流通状况》,对于市场货币流通量是否正常的确定,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传统的1:8的计算公式,只适用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经济状况。当时只有国营商业独家统购统销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这种商品和货币流通渠道都很狭窄的情况下,原来的1:8的计算公式是适用的。可是,自从经济体制改革后,特别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开放农贸市场后,已经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了,农民手中的货币增多了,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多成分、多渠道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状况。因此,再简单地用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国营商业实现的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对比,已经不能反映客观情况的变化了。因此,衡量货币投放是否正常,应当用市场货币流通量与整个国民收入对比。杨培新对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变化的这种新认识,是他对货币问题的又一新的贡献。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引用杨培新的意见,认识货币的流通是正常的。

  主张谨慎价格改革反对“休克疗法”

  杨培新认为控制通货膨胀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在没有消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就等于放手让商品涨价,这是东欧一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失误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有些同志不加分析地盲目搬用外国经验,认为西方一些国家在轻度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可以取得社会经济的一定发展的做法,我们不妨也可以采用。杨培新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我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危机,恰恰相反,我们的货币购买力经常是大于商品供应,再加上基建战线拉得过长,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提高,这在客观上就已存在着自发性的通货膨胀现象。如果我们从宏观上不及时地加以调节和控制,基本理论上又输进适当放松通货膨胀并无害处的观点,那就会火上加油,有可能把抑制住的通货膨胀转化为爆炸性的通货膨胀,那就会大大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从宏观上控制通货膨胀,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推荐的激进价格改革政策流行很广,许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都主张价格改革一步到位,据说二战后西德改革就曾推行了这样的政策,结果带来了高速增长的“艾哈德经济奇迹”。但是,杨培新从长期从事银行和通货膨胀的研究出发,质疑这种美国推荐的所谓德国成功经验,还亲自到西德进行经济考察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86年杨培新参加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联邦德国宏观经济考察团,特意访问了贤人委员会主席斯奈德,因为他是经历过艾哈德经济体制转换的目击者。他说,该国价格改革采取了慎重的步骤。当时钢、煤、电紧缺,供不应求,价格不能放开。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加速煤、钢生产,供求基本平衡后才放开价格。联邦德国价格放开大体上经过近20年的时间,并非是一蹴而就。

  杨培新通过对通货膨胀现象多年的探索和研究,认为不仅资本主义,而且社会主义也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价格改革急于求成,妄图一蹴而就,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对待通货膨胀问题,要十分重视和警惕。因为改革的前提就是通货稳定,而制止和防止通货膨胀,又要坚定地依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杨培新认为,价格改革应当慎重进行。1987年有关经济部门已采纳了某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价格改革建议,准备把钢材每吨由500元提高到1OOO元,并允许以1200元出售。杨培新考察德国回国后,他向国务院递交了相反意见的调查报告,建议钢材调价缓行。因为这种基础性大宗商品的影响面很广泛,可能通过复杂的经济连锁反应引发普遍物价上涨。国务院领导召集会议听取汇报,说明这是1986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决定,定于次年的1月1日起实施,中央书记处已通过方案,只等政治局委员划圈了。但是考虑你的建议,暂不实施。

  杨培新认为“管住货币,放开物价”的休克疗法不足取。陡然放开物价,必然引起物价狂涨。还是依靠发展生产,增加供应,待这种商品供求基本平衡后再放开价格,为经济体制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数千万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形势远比前苏联改革初期严峻。中国采取同西方规范药方相反的办法,一方面进行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银行贷款支持轻纺工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既增加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西方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同德国战后的成功经验恰恰是相反的。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国民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的时期,无论是经济危机、战争和自然灾害,还是经济转轨或结构急需调整的特殊时期,面临物资短缺或过剩的严重供求失衡,政府都应保持比较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一方面遏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危害,一方面支持国民经济迅速调整结构,扩大有效需求并且增加有效供给,消除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物资短缺,增加就业机会并维护社会稳定。

  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推行西方推荐的规范改革方案,实施“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谨慎、渐进的做法耿耿于怀。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这段改革的历程究竟谁是谁非众说纷纭,但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改革完整照搬了西方推荐的规范改革方案,“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在俄罗斯有了充分的实践机会,从其效果究竟如何就能评价中国改革的功过是非。前苏联的军事工业高度发达,消费品工业虽能满足基本需要,却相对落后于广大居民购买力,这种情况在经济改革初期既是不利的条件,也是一个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人民需求的机会,中国、匈牙利改革初期都曾利用这种机会,迅速改善人民生活为经济改革赢得了民心,而且俄罗斯利用这种机会存在着比中国更优越的条件,因为俄罗斯既有先进的机械工业,很容易生产消费品工业的设备,同时还存在巨大的居民购买力。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错误价格改革政策,致使俄罗斯永远失去了这种宝贵的历史机遇。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物资短缺,“放开价格”立即导致物价猛涨,美国经济顾问称价格一上涨,就会刺激市场供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增加生产需要扩大固定投资,而兴建厂房增添设备需较长时间,这些问题绝非价格一上涨就能解决。美国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据说既能刺激生产又能遏制物价,但实际情况却是是恰恰相反,放开价格导致的物价狂涨,使企业供给和需求均遭受打击。从供给方面来看,物价上涨使企业资金大大贬值,难以购买变得昂贵的原料和设备,“管紧货币”更令企业雪上加霜,无法获得调整结构的设备贷款,甚至无法获得维持生存的周转资金;从需求方面来看,物价猛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广大居民数十年储蓄一扫而光,社会需求萎缩导致市场陷入萧条,企业难以维持生产更谈不上扩大投资,原来短缺的彩电、冰箱等消费品,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幅度滑坡,“管紧货币”加深了社会需求萎缩,企业资金困难连环债务拖欠猛增,三角债在生产、流通领域迅速蔓延,私有化企业有一半以上陷入亏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度下降,银行不愿意向困难生产企业贷款,资金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泡沫,最终泡沫破灭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叶利钦上台之后大搞“休克疗法”,立即推行了全面放开价格的改革,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经过西方的灌输宣传,都殷切盼望忍受“短期阵痛”之后,“经济奇迹”会降临至俄罗斯大地。天真善良的俄罗斯人民失望了,他们望眼欲穿迎来的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高达2000%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有超过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的严重衰退。

  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杨承包”

  现在人们提到杨培新,首先会想到“杨承包”这个特殊称号,这个称号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杨培新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领域中所做的建树,而不是他长期从事的金融领域和货币政策领域。2009年,三联《竞争力》杂志社联合东方微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改革开放30年八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杨培新因他对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建议位列其中。文章这样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遭遇空前阻力之际,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深得政府赏识。他的改革思路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这一改革首先在不少地方试行,效果上佳,并在之后与'利改税'的改革比武中依旧显示出强大活力。他倡导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人称'杨承包'”。

  20世纪80年代,中国许多学者纷纷应邀访问美欧国家,股份制、公司制的改革思路也随之变得时髦,杨培新却与当时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不同,没有倡导时髦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思路,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改革中土生土长的“承包制”。有人觉得“承包”不如“股份”洋气,误认为杨培新不懂市场经济。实际上,杨培新恰恰是因为非常熟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股票市场难以激发他的热情和浪漫想象。杨培新在解放前就已经写了很多书,专门分析旧中国资本主义下各种各样的市场,那时股票、期货、黄金、外汇市场等等都非常活跃,股票市场不仅买卖股票现货,而且还交易股票期货,不仅交易中国股票,而且还交易西方国家企业的股票,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今天,上海曾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重要金融中心,但是,当年就是投机黑幕重重,腐败弊病丛生。

  杨培新在解放前受周恩来、董必武的委托,专门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接触过大量民营企业家并深知他们所处的困境,当年大多数民族私营企业都是股份制、公司制,但是只能在西方跨国公司、官僚资本夹缝中勉强生存,少数有实力的大型民族私营企业如著名的民生公司,虽然自身经营出色却为无力挽救民族危亡深深苦恼。民生公司的董事长卢绪章深知资本主义无望挽救中国,才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为地下工作捐助了大量资金。当年杨培新曾勇于揭露国民党官僚操纵金融的腐败黑幕,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经济界赢得了很大的声望。杨培新同胡代光、高鸿业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恰恰是由于深知股票市场投机弊端,才不像新一代经济学家那样对股份制抱浪漫幻想,主张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持慎重态度。杨培新正是亲身体验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报国无门、救国无望的困境,才在今天改革方向上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和公有制。

  杨培新为何青睐中国改革中土生土长的“承包制”,还是因为他曾深深体验过旧中国时期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剩余价值全部归资本所有对劳动者带来的伤害和压抑,当时流行的种种产权改革思路非但无法激发他的热情,反而引发他对旧中国资本主义弊端重现的担忧。杨培新深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关键是怎样将劳动者的积极性焕发出来,而承包制将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的利益很好结合起来,在上缴国家财政利税快速递增的基础上包死基数,最大限度将多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职工利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实现了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企业、职工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对于杨培新这样一位亲身品尝过资本主义弊端的经济学家来说,只有这样最大限度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潜力的改革探索,才符合杨培新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信念,从而比西方股份制、公司制激发了他的更大改革热情。

  1987年春,杨培新参加天津财税大检查。当时天津飞鸽自行车厂、手表厂等11家企业产品畅销,但是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在天津市计委的安排下,开座谈会,企业不断诉苦。杨培新请11家企业的会计算大账,计算他们收入多少,交给财政多少。杨培新发现,把上交的产品税、所得税、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统算下来,企业所剩无几,根本没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功能,甚至有些企业根本无法经营。杨培新看到飞鸽自行车厂电焊车间工人在高温中操作,工作条件如此恶劣,十分难过,心情抑郁。正在这时,首都钢铁公司邀请参观,杨培新看到首钢的轧钢车间,电脑操作,工人劳动条件好得多。据首钢介绍这是实行承包制,依靠多创多留,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结果。

  1981年调整,钢材滞销。财政部门跟首钢公司商量,规定来年交多少利税。首钢提出,我按最好年份上交定额,超过部分归企业,欠收自补。说句实话,那个指标高得使他们很难超过,但是超过部分归企业,企业搞技改、盖宿舍、发奖金。这就鼓励职工奋起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最后终于超过了定额。杨培新深有感触,认为承包发挥了企业的潜力,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杨培新认为,承包制提出的确保上交,超包全留,欠收自补,全员承包,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是符合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利益的,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完善,调动了国家、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从1987年5月在全国推行以来,国民经济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全国财政收入在连续下降22个月后,财政收入开始回升。1987年当年税收利润增加118亿元,增长9.9%,其中承包制所增加的利润大体上是6O亿元。改革的实践证明,承包制是治疗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瞎指挥”的特效良药,这种责任制改革依据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不像种种产权改革那样带来资产与职工之间的对立。实行承包制无需改变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只需要加以完善和充实,把经营权由政府转入企业手中,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优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在这个意义上,承包制可以使社会主义企业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证明其优于资本主义。

  李向阳是曾获全国“冰心奖”的著名作家,他曾为“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杨承包”等学者著书立传,在评价承包制时他是这样说的:“20年来沧海桑田,经历了多种改革的尝试,看来,当年承包制改革的实践效果依然是比较好的,承包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也抹杀不了的。河南周口莲花味精厂承包制起家,产量由年产400吨增加到12万吨,单产能力为世界第一,在国内市场占有40%以上的销路。1997年产值达2.3亿元,位居全国第一。邯郸钢铁公司在承包制基础上实行模拟成本核算,取得很好的效益。这样的实例多如繁星,不胜枚举。实践证明:承包制在不激烈改变所有制的平稳形式下,确保了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为国有企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的主攻方向转向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进行包括公司制改造在内的种种产权改革。国企的产权改革虽然属于更为深层次的改革,但是,不像承包制等责任制改革那样能带来直接效益,易于引起产权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对立,出现减员、下岗、滑向私有化等种种弊端。许多国有企业在公司制改造过程中,逐渐蜕变成了少数私人家族控制的企业,违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24左右的低水平,但是,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4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两级分化加剧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这种严峻形势下,回顾国企改革历程并反思经验教训有重要现实意义。

  马克思理论认为产权属于过去的“死劳动”,而商品价值其实是由“活劳动”创造的,承包制调动“活劳动”创造效益的积极性,将创造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激励职工,广大职工将企业产权当作属于自己的劳动工具,拥有支配剩余价值的当家作主权利,而不是沦为资本附属物和产权追求利润的工具。承包制与公司制、股份制其实并不矛盾,在国有股、职工持股占较高比重的股份企业中,也有条件和必要为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实行类似承包制的责任制度创新和激励机制。依据马克思理论进行国企改革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才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革除大锅饭弊端,才能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基尼系数攀升等弊端影响社会稳定,才能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并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才能防止群体事件频发并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承包制即使效果好也是中国的“土特产”,不可能创造出像美欧公司制、股份制企业那样的高效率,忽视了当年承包制确实曾创造出这样的效率奇迹。1988年山西晋城矿务局通过承包制创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全局工人人均原煤产量达到4.2吨,效率比三年前提高了一倍,远远高于美国的人均3.5吨,西德的3.8吨;晋城矿务局的安全生产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8年的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0.271,远远低于西德的0.55。承包制创造出优越于美欧的效率奇迹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将企业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激励职工的积极性,以递增的单价结算的方式与增加产量和安全生产指标挂钩,而这是只有在改革了大锅饭弊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职工拥有了支配更多的剩余价值份额的权利之后才能做到的,也是美欧私人资本控制的企业根本无法做到和容忍的,私人资本无法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本动力。

  山西国有煤矿后来在仓促的产权改革中被改成了私有企业,没想到因私企贪婪、矿难频发付出了十年来数万矿工丧生的代价。私人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的贪欲,导致了克扣工资、安全开支和乱挖乱采,造成了矿工生命和煤炭资源的重大损失,杨培新担忧的旧资本主义弊端变成了现实。当无论政府如何加强监管山西矿难却依然屡禁不止时,当矿工不断丧失生命逼迫深入追查屡屡揭出腐败大案时,当山西许多区县因害怕难以抵御私企贿络无人敢当官时,人们迫不得已将私有企业改回了产权虚置的国有企业,遭到了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和某些媒体的集体咒骂、抨击,指责这是“国进民退”、“反对改革”和“开历史的倒车”,却忽略了温州煤老板让日本统治时血煤灾难重现是否也是“开历史倒车”。

  山西煤矿被迫重新改制为国有企业的短短一年之后,夺取大批矿工生命的重大事故竟然完全消失了,每吨煤的平均事故率也降低到全国水平一半以下。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称幸亏当年排除阻力痛下决心,今天山西煤矿回归国企后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依据马克思产权理论对山西国有煤矿进行改革,实行充分调动广大矿工积极性的全员承包责任制,曾创造出了劳动生产率和吨煤事故率均优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奇迹。今天人们完全有必要重新回顾承包制的历史,让其曾经创造出的效率和安全生产奇迹再现辉煌,为加快中国经济崛起并超越美欧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

  三、杨培新的为人品德

  杨培新为人热情、乐于助人,特别是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历程。中国经济界、金融界的许多后起之秀,都曾得到过杨培新的指导和帮助。中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生院的早期毕业生胡玉对此体会颇深,以下是她对杨培新为人品德的记述:

  “一个人一生会与无数的人相遇,但有些人会对你的生命产生深远影响。虽然这样的人很少,对于我来说,杨培新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贵人。是三十年前与杨老师的偶然相遇,使我得以成为五道口这个传奇中的一员。1982年初,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对未来的发展还没有什么目标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位青年老师,带我去见正在武汉做调研的杨老师。杨老师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那时五道口的研究生部才刚成立,招收了第一批的学生。我是从杨老师那里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杨老师当时的一番鼓励,和他对于国家改革急需人才的热心,立刻让我决定全力冲刺,一定要考上五道口。杨老师还介绍李弘给我,帮助我复习功课。后来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大家庭,成为1982级中国金融专业的学生。这都是杨老师悉心帮助的结果。在我的学友中,还有好几位直接受杨老师影响进入五道口的”。

  “我虽然去国二十多年,并没有如其他师兄姐弟妹们那样在金融领域里发展,但五道口的那段与老师同学相处的三年时光,成为一生珍贵的经历。杨老师当时所教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唯书本理论,要从事实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看法的方法论,至今记忆犹新。杨老师一惯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是他持守一生的信念。杨老师所有的著述和政策调研都是为了这个信念。作为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从不为自己谋利益,在中国财富剧增的这个时代,全家依然住在八十年代的公寓里,过着和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在全民似乎丧失信仰,一切向钱看的环境中,还有一批如杨老师这样的人在默默持守自己的信仰。这样的精神非常让我敬佩”。

  “今年夏天回国的时候,有幸到杨老师府上拜访,虽然老师已届90高龄,且身体欠佳,但他很高兴地询问我的情况。我把家人的照片给他看,老人家的眼睛依然很好,不用戴眼镜就能看清报纸上的小字。反而是我们这些学生辈的,需要老花眼镜了”。

  “时光真快,三十年后的今天,五道口已并入清华大学,为纪念与杨老师三十年的师生之谊,我愿用拙笔简述杨老师的一些人生精彩片段,展示老师一生为理想奋斗的精神和成就,作为对后来者的榜样和鼓励”。

  “九十年,对于历史来说,很短,对于人生来说,很长。在这九十年中,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任务,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精彩。杨培新作为一个经历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金融体系的兴衰变迁,在重庆,上海,和香港用笔勇敢揭露金融投机重重黑幕,并亲身参与新中国货币银行和金融系统建立和改革的局中人,是现在少有的一位对于近百年中国社会经济金融变迁史有权威的目击见证人。他少年立志,救国救民,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积极推行经济改革,实事求是,不唯书,只唯实,实实在在地为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学术研究。不随波逐流,不谋私利,尽心尽力地为国为民。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和学术研究,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更,逐渐被遗忘,但这种一生持守信念的可贵精神,留下的是永远的感动”。

  (本文根据李向阳、胡玉等人的文章进行了综合改编)

  杨斌:我院八大研究员之一杨培新之子。1957年出生于北京,籍贯广东省大浦县。20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美国。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主要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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